基础通识

（一）

          明末时，本土大科学家徐光启面对西方浩瀚的天文、数学、测量、机械制造等知识，及文艺复兴后西方的文化发育与社会进步，比照我华夏国力衰落的征兆，于1629年上书崇祯皇帝，呼吁：“欲求超胜，必先会通”！

          今天中国的落后，根源仍在无人文会通教育！无会通，则难思辨；无思辩，则难批判；无批判，则难创新。

          人文会通与思辩是当今中国教育改造的最高目标！

          教育改造始于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 “人文会通启蒙教育”，即基础通识教育。

          “基础通识教育”与“通识教育”，虽然同为“通识”，但却因教育群体的年龄不同，学习与认知心理不同，通识教育的内涵与教学也有很大区别。

          通识教育，行于大学，为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意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台湾被翻译为“通识教育”，传入大陆，源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或“文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指与实用技能教育相对应的、供有自由时间的贵族们精神闲暇、享受之用的教育。如柏拉图的“七艺”，也为“自由七艺”（Liberal arts），包括文法、修辞学、辨证法、算术、天文、几何、音乐等教育。当时这些都被认为属于理智的享受，是既高贵又愉快的教育，是超越于赚生存的教育，只有享有自由身的贵族子弟们才可接受，因此这样的教育也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自由教育”。到欧洲中世纪初期，“七艺”已成为各学校中的七门课程，是所有受教育者较普遍接受的教育了。十九世纪初，以德国洪堡治大学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兴起崇尚科学研究、研究教学合一的潮流，博雅教育与科学相结合，影响西方高等教育，各大学纷纷向科技研究方向发展。1829年帕科德(AS.Packard)在《北美评论》撰文，捍卫耶鲁大学坚持博雅教育，文中首次用 “General Education” (通识教育)为共同学科辩护。这些代表通识教育的共同学科经丰富与发展，演变到今天已成为耶鲁、哈佛等著名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即核心课程。核心课程沿承了古希腊博雅的内涵，但课程内容已发生巨大变化，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哈佛的核心课程发展为涵盖了文学艺术类、历史类、外国文化类、道德伦理和社会分析类、科学类等，其教育目标大致有四方面：

          一，使学生成为全球民主制度下的公民；

          二，使学生理解自己受传统艺术、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并参与发展；

          三，使学生适应、理解发展变化；

          四，发展自身语言行为的道德判断。

          这些核心课程打破了专业学科限制，为基础必修课，所以也叫共同基础课程，本科学生都被要求要修满四分之一至一半的核心课程科目或学分。

（二）

          通识教育是大学的一种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是全人教育中所应该经历的“普通教育”、“一般教育”或“通才教育”，看似有别于专业教育而不求“致用”，实际是重在“致知”、“致省”、“致悟”，是思辨思想养育的必要基础，为大用做准备。通识教育培育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有助于使受教育者在未来学习或探究真理的过程中可自由地将自己的思想与其他思想和精神进行广泛联系，发展为腹满经纶、视野高远、明辨是非，对新事物反应敏锐、对人类发展的传统价值负责的人。现实中，由于美国一些大学多年开展的通识教育所培养的学生确实达到了教育目的，具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和跨学科能力，其思辨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较强，在各领域发展出很多世界领导型人才，已成为当前世界公认的一种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模式。所以，如果有人问耶鲁、哈佛等大学的教育之优，到底优在何处？首要的答案是通识教育，因其很好地实现了大学教育“鼓励学生用自由批判的态度来接受知识”的目的。

          实际上，通识教育不仅仅是大学独有的教育模式，欧美国家从小学就开始了“通识教育”，只是在教学上不称其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而已，如美国的1-12年级普遍开设的社会学类、科学学类等启蒙教育，涉猎广泛，就是一种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通识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的通识教育奠定了学习基础。

          而近六十余年的中国大、中、小学教育，学科独立性尤其强，会通性极弱，尤其是在学科应试牵引下，孩子从一上小学开始就被迫强烈关注几个考试的科目，彻底忽视了教育的基础广度，在人文底蕴教育方面几乎成为空白，这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基础教育活动最大的败笔。由于通识性弱，中国教育的结果是学生较普遍欠缺跨学科能力和批判思维，难出世界领袖人才。虽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内部分重点大学如北大元培学院、复旦复旦学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等已经开始推行通识教育，但至今试行的并不理想，这与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一直接受背离通识的教育和大中小学缺乏通识教育教师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财富和民族智慧，同样具有“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传统，如《易经》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中庸》说学问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淮南子》说“通智得而不劳”，《论衡》有“博览古今为通人”，荀子主张“学贯古今，博通天人”等等，都在告诉我们求学要博通，周朝贵族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与古希腊“七艺”也有相通之处，即便是传统经典童蒙如《三字经》、《千字文》、《声律启蒙》等等，其文本内涵也是融会历史、文学、社会、道德、天文、地理、民俗等多学科的，具有通识意义。民国时，蔡元培主张“融通文理之界限”培育“硕学闳才”，梅贻琦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也正因民国有此会通的教育理念畅行，所以民国才出大师。

          但是，今天中国却沦为教育落后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在几十年阻碍教育的体制框架下导致的教育系列问题，主要有：一是传统文化中值得继承的没有继承下来，相当于没有了优秀传统；二是现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需的融会与会通教育体系在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确切地说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彻底抛弃了自己优秀文化传统，完全照搬源自西方的苏联教育模式，而在之后的六十年发展中，西方国家的教育在跟随时代步伐不断地调整发展时，中国的教育却被落后的教育体制所阻碍，一直停滞不前，这种抛弃了自我优势也未学好西方的四不像教育模式，导致学子们多年寒窗苦读，却脆弱了思辨与创造能力，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因此，未来中国的教育要改变当前的落后状况，必须从基础教育进行变革，一方面要接续和提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一定要增强现代文理会通启蒙教育，即基础教育变革的方向必然要向融会古今中西的基础通识教育转移。

（三）

          关于中国基础通识教育的内涵，可基于中华传统启蒙教育、西方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和当代“通识教育”或“全人教育”理念，并依据少年儿童的学习心理，定义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延承中华传统童蒙经典文本的形、声、义启蒙模式，在文义上培育古今中外、文理科哲会通思想，既上承中华古典，又目视人类前沿，为发展具有丰富的人文底蕴和优越的思辨性、创造性思维的精英思想打下通识基础。而能够承载基础通识教育的最简洁的体系架构是本民族文史、人类经典文史、科学人文三大类的会通启蒙，三方面缺一不可。文史壮阔，科学纷繁，但千丝万缕必有头绪，每一头一绪，皆是思想启蒙点，分丝绪于无序，连点辐射成面，即可构成基础通识教育的教学体系。

          当前，可代表中国基础通识教育的教材是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才通识·四字经》和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四字经》。其正式出版发行标志着基础通识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英才通识·四字经》与《汉语·四字经》是由中华文史、世界文史、科学人文三册读本构成的，文义广泛涉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工程技术等领域，汲取中华和世界文史及科学人文的精华。读本主干文体沿承古典《千字文》文法，为四字一句，四句一行，双句一联，通篇押韵的四字韵文，每册主干98行1568字，每行韵文附加作者精确考据、详细解读文。全套读本共60万字，涵盖大量成语典故、诗词歌赋，涉及中外名人近600位，重大历史事件及科学发明创造等600余起，全文解读蕴含丰富人文思辨思想。

          《英才通识·四字经》与《汉语·四字经》具有传承传统童蒙经典的开拓性意义，弥补了传统经典所不具备的世界眼光和独特的科学人文思辨视角，强调会通教育思想，多特点集于一文，可谓当代《新千字文》，被称为近200年来诞生的最优秀四字童蒙经典，尤其是采用四字形式系统地押韵编读世界文史和科学人文，为中国首部，具有重要的启蒙教育价值。该书也是一套难得的最具母子共读特性的通识读物，孩子可诵读主干四字韵文，家长阅读作者解析，家长和孩子共同系统学习，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对建设书香家庭和书香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人类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可为人文教育和思辨思维培养提供最丰富的营养，进而可为人类未来导航。保证历史价值的实现是今天我们可以从事的从人类丰富的历史中获得系统要素促进思辨的教育实践活动，这就是基础通识教育的出发点和目标。

          中华传统启蒙教育，不求即刻逐字词义的深刻理解，仅求播种孕育逐渐开导蒙昧，如即使看似简单的《三字经》，虽孩童学习时可以琅琅诵读，但有些文义却需要未来多年才能逐渐悟出，教授《英才通识·四字经》和《汉语·四字经》也如此。更重要的是，基础通识教育课堂教学运用更适合学生思辨性思维培养的研讨型课堂教学法，真正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的灵性。

          人类发展生生不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无论种族黑白，无论疆域大小，无论武力强弱，只有文化与文明发达才是脱离愚昧的唯一标志。而此文化、此文明必从教育出，而教育无通识，则无民智，更无大师，即便有专家，也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以无通才为基础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所以，中国需要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始于基础，基础通识教育的推动与实践，必在民间。之所以是在民间，君不见皇皇中华教育发展史，在自由境遇之外，每每开辟前行的都是践行民间的教育者！